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它连接着过去和将来。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它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活着》

初读《活着》，我还在上初中。那时的我，拜读的大多是英雄主义类的书籍，主角一定足够要强，足够善良，而结局一定是正义、美好和幸福的。那时的我评判一本好书的标准是，书中主角的正义度、善良度以及主角三观与我的契合度。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活着》的评价都是虚有其表。

而后在拜读《追风筝的人》时，我竟然还是同样的感受。不完美的主角，有瑕疵的主角，为什么会被追捧？为什么这样的书可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

但很快，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这个文学创作原则，强调的是文学创作应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对一部作品、一本书好与坏的评判标准是多么幼稚。

第一次读完《活着》之后，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内涵，我也曾读过许多的读后感，且大多着力于“福贵”勇敢面对苦难，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苦难、如何活着。但现在在我看来，多少还是“肤浅”了点儿。正如余华老师在序言中写到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所以，我更是在《活着》中感受到了那一段我没有经历而仅限于历史课本中的那段历史，让我直面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窒息。仿佛置身其中，成为了福贵，成为了凤霞，成为了有庆……经历了那些苦难，然后慢慢释然那些苦难，最后同情地看待世界，也同情地看待自己。

对于我来说，书中印象最深刻的人物，那一定是凤霞。如果说要问谁是我最心疼的人物，那也一定是凤霞。

凤霞短暂的一生中，包裹着她的竟全是苦难。她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见证了父亲赌光家业，家庭由兴到衰；在她少年时，又为了弟弟有庆能读上书，被父亲送给了别人；在她生活终于开始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她却永远长眠在了那个冬天……正可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却发现是梦一场。

凤霞的苦难，我找不到凶手。你说她的苦难是她父亲福贵造成的吗？可好像又不是。我不能简单地判定福贵不爱她，也许福贵确实爱她。但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应该是造就了福贵既不会、也不能平等地爱她，是封建残余侵蚀了他的思想，那是糟粕，是父权社会中对女性与生俱来的偏见。她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深深地爱着她的父母，但是她的母亲和祖父走的时候却可以抛弃她，她的父亲可以为了让弟弟有庆读书而不要她，村里的人也嘲笑捉弄她。

在所有人的选项中，凤霞都是那个可以被舍弃的人。但是她从来都是乐观地面对生活，淡然地接受着命运对她的安排。然后呢？搀扶着自己的爱与乐观，跌跌撞撞一路前行。

我突然就想到了《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他好似福贵的第二人格，是被苦难压倒的那一个。在祥子身上，我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那个时代里被苦难压倒的人。在福贵身上，我又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那就是有一朵在苦难贫瘠的土地里奋力开出的向阳花。我又想起了作者余华的朋友史铁生，他容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苦难，无论是失去双腿还是失去母亲，他都没有被生活所打倒，他依旧高歌于世界，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的传世名作。

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写人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这是作者余华在前言中写下的话。我想，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活着》想要表达的态度，或者说是观点。人究竟该怎样活着？从来都是专家学者们热衷于探讨的课题。如果是苦难裹挟的人，到底该如何活着？

对此，作者余华给了我们一种答案: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而《活着》，书写着现实的苦难，又用苦难描绘着无比动人的生命力。就像《曾胡治兵语录》所写：我们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

我想，乐观地面对苦难，活着，才是生命最吸引人的模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