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强

在我们老家，都是喊外公叫“嘎嘎”，喊外婆叫“嘎婆”。我觉得叫“嘎嘎”“嘎婆”比城里叫外公、外婆亲切很多。

小时候的每年端午节，母亲总是边干活边往对门坡上的小路瞄，念叨嘎嘎怎么还不来哟。我们几兄妹也都站在阶沿上翘首以盼，希望最先抢到嘎嘎带来的在猪食锅里煮的那兜香喷喷的熟鸡蛋。嘎婆去世得早，孤零零一个人生活的嘎嘎每年端午节都要来我们家，除了吃些粽子，最重要的是要背一背篓秧苗回去栽种。嘎嘎家住在“盖上”，因为缺水没有水田，他们那里家家户户每顿只吃苞谷面饭和荞麦面，整个寨子只有嘎嘎家有一小丘水田。嘎嘎能种那一小丘水田，也是因为父母可以提供秧苗的缘故。

嘎婆去世后，父母打算接嘎嘎到我们家居住。尽管我们家也很穷，母亲说嘎嘎一辈子没吃过几颗米，想让他晚年多吃几顿大米饭。可嘎嘎说他要留下来守嘎婆的坟。嘎婆的坟在他们那一小丘水田旁边。

嘎嘎每年端午节到我们家，都是匆匆忙忙吃几口粽子后就下田扯秧苗，然后坐下喝两碗热茶，听母亲絮叨几句，就忙着和父亲往回赶。父亲背秧苗，嘎嘎背一提粽子和一口袋米。嘎嘎不会栽秧苗，每年都需要父亲帮忙。一年四季，嘎嘎都舍不得吃从我们家背去的和自己种出的那丁点儿米，都是等表弟表妹们馋得慌了或者过年时，才偷藏背藏地不知从哪里取一小瓢出来，和着苞谷面煮一顿“造造饭”。

嘎嘎、嘎婆育有五个子女。除母亲外，有个大姨嬢嫁得远，也是在“盖上”，生活更不易。大舅两口子为了送两个孩子上学，常年在外打工，几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幺舅也在外打工，憨厚和贫穷导致他一直单身，生活过得窘迫、潦倒。嘎婆去世后，在家务农的二舅因种烤烟劳累过度，一次突发疾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悲痛欲绝，但是嘎嘎很快从二舅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且作出一个大胆决定，要把二舅娘改嫁给幺舅。农村把这叫做开“扁担亲”。嘎嘎背地里征得二舅娘的默许后，知道幺舅内心有所抵触，就召拢父亲和大姨伯，大家围坐在火铺上做幺舅的工作。不料遭到幺舅断然拒绝。幺舅嫌弃人家二舅娘是“二婚”。深知“过了这个村就再没有那个店”的嘎嘎操起火钳朝幺舅劈头盖脸一顿。幺舅离家出走后，二舅娘很快改了嫁，留下一个女儿给嘎嘎抚养。

为了邦大孙女，年迈的嘎嘎除了养猪、种菜，也还坚持种他那一小丘水田。我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嘎嘎不知得了什么病，突然人事不省。寨子上的赤脚医生诊断说他熬不过“一场”（五天）。大舅们都从外地赶回，开始准备后事。母亲听闻，慌忙跑到县城找医生开了药，嘎嘎吃后居然神奇好转了，多活了些时日。好景不长，一次嘎嘎上山砍柴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就再也没能从床上爬起来。我们把他接到县医院治疗，医生说嘎嘎年岁过大，不能进行手术，只能回家休养。我在县医院的楼梯上背他，他像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爬在我的肩上，边痛苦地呻吟，边一遍一遍地呼叫着外婆的小名。那时，他的手干像两根枯树枝，整个人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嘎嘎倒床后，过不了多久，就增加了脑溢血等病症，先是意识模糊，吐词不清，再是滴水不沾、颗米不进，再后来就只会痛苦地抓挠床沿和板壁了。我记得母亲曾经摆过龙门阵，说嘎嘎在国民党时期被狠狠地批斗过，但他“哼”都没“哼”一声。显然，嘎嘎是坚强的，也不惧怕死亡，估计是心中还留有些许遗憾吧！

我最后见到嘎嘎时，他已不能说话，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右手紧握着一把从枕头里抓扯出来的米。想到嘎嘎肚子里空无一物，又想到他一辈子吃过的米，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我拽着嘎嘎的手忍不住潸然泪下。母亲怕我过于难受，安慰我说农村都有把粮食当作枕芯的习惯。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是嘎嘎舍不得吃米，就把那小丘水田仅有的那点收成藏在枕头里了。让大家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他因痛苦而胡乱抓扯出来的米？还是他在借手中的米暗示什么心愿？

嘎嘎去世后，我们把他和嘎婆一起，安葬在了那小丘水田旁边。嘎嘎唯一带去的，就是手中那一把米。

现在，那一小丘水田早已荒芜。有年清明节，我去给嘎嘎、嘎婆“挂青”时，无意中发现在嘎嘎的坟尾处仅长出了一大片细细的、密密的小秧苗。我坚信，那些小秧苗一定是他手里那把米长出来的，等到秋天时，它们一定又能结出很多很多的米。我伏在嘎嘎的坟上，仿佛能够听到秧苗生长时发出的细微声，而嘎嘎水田里那些还未转青的芭茅草在孤独地摇曳着，周遭的一切都静谧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