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玉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武陵山区的一个偏远农村，就此与“乡村”结下不解之缘。

幼时就读的乡村小学，离家几百米，师生拢共不足百人。一间狭小的教室、一块简易的木架子黑板、十余张刻满歪歪扭扭字痕的桌凳、二十几名同学就构成了我小学生活的全部。全校寥寥的几位老师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风华正茂。高中毕业后，作为家中独子的他，迥异于身边同龄人要么外出闯荡要么参军入伍的选择，毅然决定留乡务农，在祖辈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一亩三分地上继续耕耘。

后来，机缘巧合，父亲得到一个当代课老师的宝贵机会。工作地点就在离家不远的村小。虽然一个月工资仅有六十元，但这却是这片土地赐予他最丰厚的馈赠。爷爷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学生娃就跟地里的庄稼一样，需要精心呵护，需要科学施肥、浇灌、除草，才能茁壮成长。并非科班出身的父亲也深知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为了弥补与师范专业毕业的老师之间的差距，为了能在三尺讲台上收获傲人的硕果，他的衣兜里始终揣着一本书，干农活休息时、吃饭的间隙，都不忘拿出来看一看，琢磨一堂课到底该如何上。晚上点着煤油灯，伏案苦练三笔字。披着清冷的月光，在院子里练习普通话……经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父亲逐渐在教学中形成了质朴自然的教学风格，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教学方式，并得到了学校领导、家长和学生的一致认可。父亲时常一边翻阅着从教以来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一边对我讲述着那一张张证书背后的故事。

在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亲戚朋友们一致认为城里老师教得更好，建议去城里读初中。懵懂的我不知如何选择。当我征询父亲意见时，他却沉默了，把选择权交给我自己。或许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年少的我最终选择了城里的初中。

开学那天，父亲为我扛着沉重的行李，一遍又一遍地嘱咐：“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它是最好的出路，特别是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你的成绩还比不上留在老家的同学，那可真是丢人啊！”父亲的语气，有着从未有过的严肃。由此，我下定决心绝不辜负他的期望。

第一次看到标准的塑胶跑道，发现中间的草坪竟然不是真的草；第一次知道一个班的学生可以多达六七十人；第一次发现教室前面的白板可以显示文字和图案；第一次走进计算机教室，紧张得手心直冒汗……我不禁一次次感叹城乡学校硬件设施的差异之大！

如果村里的弟弟妹妹也能享受这些教育资源该多好啊！就这样，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帮助农村学生走出大山，这颗梦想的种子在我心里悄然萌芽。

高考填报志愿时，周围的同学都填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学校。他们说，要趁读大学这个机会，去大城市看看，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知如何选择。但毫无疑问的是，我的当乡村教师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于是，尝试着填了好几个重庆以外的学校。父亲得知后，竟然一票否决。“全科教师专业就不错，毕业还可以直接回家乡任教。现在农村的条件越来越好，不要被‘农村’‘六年’两个词吓跑了！”父亲的态度十分坚决。“军令”不敢违，初心不敢忘，于是志愿又全部改成了师范专业。

大学毕业后选岗，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我的母校，正式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和父亲成为同事。从学生转换为老师，多年紧绷的学习的弦，一下子就松了，就像一条航行多年的船，突然靠岸后原地打转，无所适从。父亲见状，赶紧给我上起思想政治课：“作为学生，你已经毕业，但是作为教师，你才刚刚入学。学生不仅是你的学生，更是你的弟弟妹妹，你工作认真与否，直接影响到几十个人乃至几十个家庭，要苦练本领才能办家长满意的教育。”之后，为了提升自我，在父亲的建议下，我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浮躁的心又安定了下来。

由于政策调整，乡村教师在农村学校的服务期由六年缩短为两年。身边的年轻老师们纷纷抓紧机会参加遴选考试，选择了规模更大、条件更好、离家更近的城里学校。

当然，我也面临相同的问题。父亲询问我的选择。这一次，我的态度坚如磐石：“这里不仅是我工作的地方，更是我的家乡，这一方水土哺育我长大，如果连我都嫌弃它，那谁又愿意留下来呢？谁又成为乡村教育的主力军呢？再说了，现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我相信农村教育的舞台也能创造我人生最大的价值！”父亲听了，欣慰地点了点头说：“都说女儿像父亲，确实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

“月薪起点六十元，浪打风吹苦渡船。踏遍家乡山和水，添得银发故园还。”这首诗是父亲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三十几年来，他在“三尺讲台”的“责任田”里辛勤耕耘，即将到达退休的车站。而我，将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扎根生我养我的这片沃土上，激发我的学生、我的孩子热爱乡村、建设家乡的理想情怀。

我想，这是我此时此刻的决定，也是一生无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