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良义

卒读钟天珑先生以濯水为故事发生地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天理良心》，我立马想到了“忠实雇工”四个字。许多优秀作家都是伟大记忆的忠实雇工，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所说：“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钟天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雇工，《天理良心》就是他受雇于家乡记忆、加持家乡记忆的一次文学书写。因此，无论是读他上世纪创作的诗作《爱河之洲》、诗文集《梦之光环》，电视文学剧本《黔江妹子》，还是本世纪创作的散文集《永远的完美》《沧桑的星辰》，诗集《无言的爱》，或是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理良心》，都足以从其创作履痕中看出，作者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家乡记忆的雇工职责。他用自己的作品及其主编出版的十多部文学作品把对家乡的记忆连接起来，以对家乡一往情深的创作态度和对本土锲而不舍的文学书写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刮目相看。也正因为如此，读他的作品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该作品充满了对家乡记忆的特殊整理，是对家乡记忆的一种加持，是作者创作技艺的一次集中呈现，是一名家乡记忆雇工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天理良心》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了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的作品，是作者始终热爱家乡、忠实家乡，自始至终根植脚下土地创作出来的充满家乡记忆的雄奇篇章。《天理良心》的故事发生地——濯水古镇，与作者的老家一山之隔，李、龚、汪、余、徐、樊六大家族在古镇演绎的兴衰荣辱史，既是濯水古镇六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史，更是武陵山区的民族生存史，其故事无不荡气回肠，诚如《天理良心》封面所言：“五十年风雨沧桑，湮没不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五十年悠悠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为了写好这些充满家乡记忆的动人故事，他多次深入故事发生地，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族谱资料中不厌其烦地翻找关于濯水的记载，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精神遍访濯水民间老人……我看过他为此写的采风笔记，足有十万字之多。这些采风笔记，有很多在史料记载中闻所未闻，填补了很多濯水历史记忆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对濯水旅游资料做了去伪存真的校正。卒读这部小说，让我再次看到了一个作家的历史自觉和严谨的创作态度，看到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加持家乡记忆的赤子情怀。

无疑，《天理良心》反映出来的作者对家乡记忆的文学书写，是值得称道和重视的。在汉语言的文学国度里，作者的家乡——黔江，因为有了陈景星、范长生、张九章、田汉等历史名人和陈川、何小竹、任光明、何炬学、粟光华、阿多、维扬、张炳生、饶昆明、陈彤、杨见、姚元和、易曼、李中明、傅志栋、许显昌、赵绪红、吴明泉、阿缘、龚远政、谢保华、刘世超、龚明举、周灿、钟建春、曾素芳、宋雨霜、熊定质等当代本土作家的共同努力，越来越成为独具特色的语言王国。随着描写黔江的作品越来越多，黔江已经成为重庆或者武陵山区颇具标志性的旅游胜地，黔江在汉语言文学的形象生长更加丰富而多元。在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学书写里，黔江本土作家的书写更具重视的价值，《天理良心》也因此更具现实意义。我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是一个本土作家，而是因为我觉得，文学说到底是思想和情感的艺术表达，既然是思想情感的艺术表达，那故乡人的书写就有故乡这个根，就像钟天珑先生写《天理良心》一样，他的书写大多数在思想上、情感上都和故乡这个根有着血脉相连、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我当然更加相信故乡人对故乡的文学书写。

意大利那不勒斯人说，如果有人问他们最信赖的那不勒斯历史，他们说他们想象不出除了他们自己的人写的那部《那不勒斯王国史》外，还有什么人写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能让他们信赖。同样的道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人写的黔江文学史比我们本土作家写的更值得让人信赖。从这个意义而言，《天理良心》在黔江的文学史上就具有了重要地位。

首先，独特的人物谱系是《天理良心》关于家乡记忆文学书写的重要特点。作品以一个本土作家的视角，以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濯水古镇李、龚、汪、余、徐、樊等六大家族兴衰沉浮的鲜活故事，更加真诚、更加真实、更加让人信赖地写出了黔江人幽微、鲜活的心灵状况。因此，读《天理良心》，自然会进入许多黔江人的心灵史。《天理良心》中的人物都是黔江本地有着各种身份的人物，这些人物形成了作者笔下的人物谱系，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独特的濯水气味、黔江气味，都有着历史大潮中各自面对的困境，都有着各自努力追求的带着自己审美价值的理想生活。在作者笔下，这些人物大多有儒释道文化交融的思想烙印，大多心存天理良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他们有着太多的善良和美好，即使有性格的缺陷，也值得尊重、理解和思索。这些人物谱系里，既有贺龙打马过黔江、万涛鲜血洒洪湖、古镇一门三忠烈等英雄人物，也有脑海里总是萦绕“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这句话的古镇大儒李璧臣、汪雨虹，带队送抗战物资的袍哥大爷李朝恩，发行十孝图找补劵的詹信安，救死扶伤的余光顺，善结人缘的汪子文、龚明礼、徐朝宣等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些有血有肉，鲜活可爱的人物，构成了《天理良心》的一轴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

比如，作者在《天理良心》中以其独特的笔法加持了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红色记忆，既写小镇六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又写小镇人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的舍小义顾大义的家国情怀。不仅艺术地再现了红军经过马喇湖、濯河坝等地的革命活动历史，展现了红军机智、勇敢，纪律严明，除暴安良，撒播红色种子，深受当地人民拥戴，百姓子弟踊跃参加红军的历史画面，还艺术地展现了古镇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表现出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着力描写了小镇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表现出的空前团结，捐赠物资支援前线，送子参军上战场等动人故事。作者通过艺术地再现川军出川抗日的英雄壮举和战斗的壮烈场面，热情讴歌了小镇李春晖、李永槐、李永莊三弟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作者深情地写道：

11月17日，43军刚奉命接管大场镇(上海市西北区)防务，便与日寇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惨烈。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然而，英勇的川军将士毫不畏惧，决心用生命和热血书写壮美的人生答卷。

日军发起总攻，倾泻成千上万吨的炮弹。李永荘营长指挥残部顽强抵抗，腹部中弹踉跄倒地。部下扶他，李永荘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这里痛快!”日军怪叫着冲来要抓俘虏。周身血糊糊的李永荘，挣扎着用父亲赠送的白布旗拭去血迹，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然后用枪口对准自己脑门，“砰”的一声枪响，一个可敬的名字刻在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上……受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纷纷大叫：“小日本必亡!”这些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纷纷拉响手榴弹，随着一声声爆响，顷刻间消失在烟雾中，用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

越来越多的两军士兵开始上刺刀——他们已经近到能够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庞了。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两军士兵正端着刺刀冲向彼此。

近身肉搏，三个小时没有枪声的战斗……这不是双方停战，更不是休息，而是仗已经打到无法开枪的程度了，敌我两军扭着一团展开肉搏战，他们在拼刺刀，白刃战就此爆发。

一千余敌人为争夺制高点黔驴技穷，一度施放催泪瓦斯弹。国民党军无防化设备，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竟奇迹般将敌歼灭殆尽。

……

那个残酷的午后，无数壮士的鲜血浸透了英雄的土地。三小时没有枪声的拼杀后，白刃战落下了帷幕，几千名中国士兵静静地躺在中国最美的江山中。他们曾英勇地战斗，此时却安静、腼腆，犹如他们短暂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那样。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李春晖”三个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

其次，儒释道交融于一体的文化记忆是贯穿《天理良心》的主线。在作者加持家乡的众多文化记忆里，除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外，儒释道文化交融，人皆循天理良心的文化记忆大量地呈现在《天理良心》中，或者说天理良心的文化记忆是贯穿作品的一条主线。沿着这条主线，作者在《道德碑前论大道》《义学讲堂喜开张》《詹氏银号印钱票》《天理良心天地宽》等篇章里用了大量的文字诠释了天道、地道、人道、商道、业道，把天理良心这根红线标注得特别显眼，把濯水人、黔江人讲天理良心的人性光辉凸显得光彩夺目。

比如，古镇大儒李璧臣邀请古镇长者、贤达和世外高人慈恩法师、弘佛法师、石隐道长等讨论制定濯河坝道德公约，就是一份不乏儒释道思想精华，不失为人处世大智慧的道德公约。《濯河坝道德公约》全文为：

忠字当头，热爱中华，不辱国格，报效国家;

孝字为先，赡养父母，尊老爱幼，弘扬美德;

崇文重教，见贤思齐，公平公正，胸怀坦荡;

天理良心，信誉至上，诚信为本，童叟无欺;

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兄弟姐妹，手足情深;

妯娌姑嫂，和睦相处，婆媳之间，情同母女;

为人厚道，仁义当先，邻里友好，相互帮助;

热心慈善，助人为乐，致富思源，回报社会。

……

这个道德公约体现了爱国、忠孝、诚信、善良等传统美德。除此之外，六大家族的族训虽各有千秋，但始终贯穿着天理良心这一主线。

再比如说詹氏家族银号发行的票面是唯一以“十孝图”为图案的钱票，龙华寺方丈慈恩法师、文昌阁石隐道长、濯河坝名师李璧臣分别代表释、道、儒，共同讲解的《家庭兴旺的秘诀》都充分体现了“百善孝为先”的道德观和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道德是天地的规律，本分是个人的规律，谁违背了规律，谁就有灾了。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大至国家之强盛，社会之祥和，小至个人生活之幸福，事业之兴旺，身体之健康，都有赖于和谐的家庭为基础。

有道才有德，无道便无德;有德才有福，无德便无福。

老人是一家的天德星，以德为根。

父母是一家的天福星，以志为根。

夫妻是一家的天吉星，以爱为根。

子女是一家的天贵星，以孝为根。

孙辈是一家的天喜星，以顺为根。

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天辅星，以义为根。

……

这些儒释道思想的文化记忆，可以说是《天理良心》的一大亮色。

再次，《天理良心》加持了五光十色的民俗文化记忆。黔江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小说巧妙地从武陵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提取素材，用大量的篇幅展示家乡的民俗文化，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婚丧嫁娶和修房造屋等民俗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读《天理良心》，就像读一部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百科全书。如作品开篇就写了端午节的有关民俗，并且是作者家乡独有的习俗，除了划龙舟比赛外，这一天是男女相亲的日子和小儿“打端阳锤”的日子，出嫁的女人由娘家的兄弟或妹妹接回娘家过节，定亲的女孩由男方接到家里过节，未定亲的男女青年在街上相亲，小孩在这一天随意打闹，小说以这特异的习俗开头，把读者带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作者在故事的演进中以细腻的笔触大量记述了生小孩须打三朝、婚嫁须三回九转、丧事当做喜事办、修房造屋说福事等习俗。

当然，作者不是为写习俗而写习俗，而是把这些民俗的描写成功地与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无缝的衔接与勾连，小说的文化内涵由此得到丰富，故事的可读性由此得到增强，故事的情节由此变得引人入胜。

黔江记忆，家乡记忆，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记忆。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凝聚的黔江各民族几千年筚路蓝缕、一路向前的传奇史和当下黔江旅游在全国日渐升温的热度早已诠释着黔江记忆的非凡价值。《天理良心》问世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作者在这个伟大的记忆里为黔江记忆加持的一把饱含温情和能量的薪火。作为家乡记忆的一名忠实雇工，这种思接千载、神游八荒，审视当下人和事物，加持黔江记忆的作品还会在他的笔下不断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