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儒贤

“蔡孃，给我称两斤豆鼓，我一会过来拿。蔡孃，今天给我留五斤，莫搞忘了哟！”每天，母亲的手机响起，接电话都是找她预定豆豉的，不到中午，便被一定而空。吃过午饭，母亲又忙着准备第二天要卖的。足不出户，生意一直都很好。

周围的人都挺纳闷，黔江城卖豆豉的人这么多，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在她这里买呢？这事还得从母亲刚进城的时候说起。

母亲1952年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姊妹多，母亲一年级没上几天就辍学了，一直在家务农。由于没有什么文化，吃不尽的苦，好不容易把我们兄弟俩拉扯大。我们出来工作后，一直想把母亲接到城里来，她都拒绝了。她说习惯了在农村的生活，一天不去地里劳动下不自在。每次地里的菜熟了，或者自己做的豆豉、糍粑给我们送来，进门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赶车回老家了。

2015年，我的儿子出生了。为了照看孙子，母亲才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因为有了孙子，刚进城的母亲也不感到寂寞，陪孩子玩，与同是带孙子的其他婆婆拉拉家常，其乐融融。可是后来，孩子上学了，每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们夫妻俩工作也忙，每天早出晚归。平时就母亲一个人在家，空落落的。手边没活，母亲倍感失落。每天反反复复把家里的家具地板擦来擦去，还是不能消除心中那份失落。

有一天，我曾经采访帮扶的一位读者为了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特意给我送来了一大袋黄豆。平时很少做饭，面对这袋黄豆，我也犯愁，不知道怎么弄。这时候，闲不住的母亲可找到事做了。她在家里把黄豆洗净、发泡、焖煮、晾干、发酵，然后买来辣椒面和各种佐料做成了香喷喷的豆鼓。豆豉做好后，母亲给几户邻居都送了些过去，一来是因为自己做的东西安全又卫生，二来是乐活乐活邻里关系，三呢也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她的手艺，毕竟母亲从小生活在农村，做出的豆鼓更加地道。可是，由于做得太多，一时半会又吃不完，放在家里满屋飘的都是豆豉味。

一天在家里都闻着豆豉味，媳妇很不习惯，不住地向我唠叨，脸色很不好看。母亲看着也犯难了。趁我们不在家，她特意出去逛了一圈，打听打听豆鼓的价格。然后买了一把秤，背着豆豉去菜市场，打算把它卖了。

菜市场卖豆鼓的摊贩很多，他们的产品在外形、色泽方面都比母亲做的要好。尽管母亲做的豆鼓味道很好，可是呆了一天，一斤也没卖出去。母亲很是犯愁。

豆鼓卖不出去，放在家里又是负担。晚上母亲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第二天，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别人卖十块钱一斤，她卖六块钱一斤，而且称好后还多舀一两勺子，心想反正是自己做的又不是买来卖的，不吃亏。就这样，母亲的豆鼓被一抢而空，不一会就卖完了。

眼见豆鼓这样抢手，母亲又去菜市场买来黄豆自己加工豆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自己做还可以卖点钱。就这样，母亲一天天忙着，买黄豆，做豆鼓，卖豆鼓。

差不多过去了半个月。忽然有一天，在大桥头开餐馆的王姐找到母亲。她对母亲说：“蔡孃，每次在你这里买的豆鼓一斤都比别处买的两斤还多，你是不是称错了哟？”母亲说：“没有错啊，都是那么多。”然后，王姐又在母亲那里买了十斤。

提回家，王姐越发觉得不对劲，感觉十斤比平常重了许多。她拿出自己的秤称了一下。一看：足足二十一斤。因为平时自己做生意多年讲究的都是诚信，王姐连忙赶到母亲卖豆鼓的地方。她对母亲说：“蔡孃，我刚才买的十斤豆鼓，你多给我称了十一斤。”并要补钱给母亲。见王姐平白无故地给自己补钱，母亲很意外，坚持不收，还拿着秤给王姐看，秤星放在10处的。王姐仔细一看秤，拍着手大声地对母亲说：“孃啊，你这个是10公斤，不是10斤。你这个是公斤秤。”王姐恍然大悟，原来母亲说一直没称错，是把公斤当作斤了。

听王姐那么一说，母亲站在那里懵了，心里直嘀咕：“自己平时在农村家里称秤都是以斤计算的啊，怎么到城里就是按公斤计算了呢？而且一公斤是两斤，相差那么大。”看着母亲不知所措的样子，王姐连忙把因为称错十一斤的豆鼓钱塞在母亲手里，然后对她说：“孃，这少算的钱你一定要收下。我们都是做生意的，讲求的就是诚信，不贪图便宜，不欺侮弱小。”王姐还说，自己出生在濯水古镇，从小就看到老街上立着的那块“天理良心”道德碑，耳濡目染，学会诚信待人、广结善缘。不止是做生意，镇上良好的民风也伴随着这尊石碑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坚挺延续，可不能因为她而把古人留下来的“天理良心”这把标注沧桑岁月、丈量人道德行为的尺子玷污了。

听着王姐说的话，没读过书的母亲似懂非懂。她不知道什么是标尺，什么是道德绑架，她只知道是自己弄错了，责任不在王姐，秤是自己的，称也是自己称的，不能收这个钱。王姐见母亲不肯收补的钱，便说：“孃，那好吧，这个钱你不收也行，那以后我的餐馆长期用你的豆鼓。不过秤你可要按公斤称了哦！”母亲开心地笑着说：“好的，好的。”

回到家后，母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轻轻地问我：现在的秤都是公斤秤吗？并把王姐今天给她补钱的事给我说了说。看着母亲满是沧桑和皱纹的脸，还有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我的泪水顿时布满了眼眶。“这半个月母亲起早贪黑卖的豆鼓都是公斤按斤卖的啊，这是多么的亏。”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慈祥地说：“都怪我没文化，不过吃亏是福！”反倒安慰起我来。

我含着泪水，指着秤星一颗一颗教母亲认，并不时地提醒她，一定要记住公斤秤上标注的1就是2斤，一颗小星星就是2两。母亲像个懂事的孩子，不住地点头，“记住了，记住了！”

很是心疼母亲。第二天，我悄悄地来到母亲卖豆鼓的地方，看她是否再次搞错。这时候，我忽然听见旁边几个中年妇女在叽咕：那个老太婆，莽得很，秤都不会认，两斤当一斤卖，而且价钱还比别人低了一半，买豆鼓我们都去她那里买。我的心里一沉。

回到家后，我对母亲说：“妈，我不是教你认公斤秤了吗，怎么还是那样卖呢？”母亲看着我，笑了笑说：“都是些老顾客，平时大家都买习惯了，忽然变了别个肯定接受不了。再说了，我又不是生意贩子，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大不了当我帮忙嘛。我成本又没有亏。”她还狡黠地朝我眨了眨眼：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不懂！

看着母亲愉悦的表情，我也没多说什么。不过，从那后，我发现母亲的手机经常响，都是找她买豆鼓的。很多顾客都是舍近求远，多方打听要买蔡孃的豆鼓。母亲每次不用背到菜市场就卖光了。

上次，儿子过生，一大家子围在一起吃饭。母亲拿出一本存折，对我们说，这上边有一万块钱，是我给狗孙的。“妈，你哪来这么多钱？”看着我们惊愕的样子，母亲笑着说：“这些都是我卖豆鼓攒的啊。”“你秤都称错了，公斤按斤卖，哪里能有赚头？”母亲嘿嘿一笑：“你们说得不对，我靠什么赚钱，靠的就是这把认错的公斤秤。”“我一公斤当一斤卖，来买的人就多，我卖得就越多。尽管每次赚得少点，但是我卖得多啊，薄利多销。再说了，都是我自己做的，又不请人。日积月累，自然就多了。”

听着母亲的话，大家惊讶不已。老母亲不显山不露水地把钱赚了。哪里像没有文化的人啊，精明得很哩。

众人为秤，公斤与斤一斤之差，心如明镜。

做生意，讲究“秤”，做人亦如此！

●段儒贤

“蔡孃,给我称两斤豆豉,我一会过来拿。蔡孃,今天给我留五斤,莫搞忘了哟!”每天,母亲的手机响起,接电话都是找她预定豆豉的,不到中午,便被一定而空。吃过午饭,母亲又忙着准备第二天要卖的。足不出户,生意一直都很好。

周围的人都挺纳闷,黔江城卖豆豉的人这么多,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在她这里买呢?这事还得从母亲刚进城的时候说起。

母亲1952年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姊妹多,母亲一年级没上几天就辍学了,一直在家务农。由于没有什么文化,吃不尽的苦,好不容易把我们兄弟俩拉扯大。我们出来工作后,一直想把母亲接到城里来,她都拒绝了。她说习惯了在农村的生活,一天不去地里劳动下不自在。每次地里的菜熟了,或者自己做的豆豉、糍粑给我们送来,进门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赶车回老家了。

2015年,我的儿子出生了。为了照看孙子,母亲才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因为有了孙子,刚进城的母亲也不感到寂寞,陪孩子玩,与同是带孙子的其他婆婆拉拉家常,其乐融融。可是后来,孩子上学了,每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们夫妻俩工作也忙,每天早出晚归。平时就母亲一个人在家,空落落的。手边没活,母亲倍感失落。每天反反复复把家里的家具地板擦来擦去,还是不能消除心中那份失落。

有一天,我曾经采访帮扶的一位读者为了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特意给我送来了一大袋黄豆。平时很少做饭,面对这袋黄豆,我也犯愁,不知道怎么弄。这时候,闲不住的母亲可找到事做了。她在家里把黄豆洗净、发泡、焖煮、晾干、发酵,然后买来辣椒面和各种佐料做成了香喷喷的豆豉。豆豉做好后,母亲给几户邻居都送了些过去,一来是因为自己做的东西安全又卫生,二来是乐活乐活邻里关系,三呢也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她的手艺,毕竟母亲从小生活在农村,做出的豆豉更加地道。可是,由于做得太多,一时半会又吃不完,放在家里满屋飘的都是豆豉味。

一天在家里都闻着豆豉味,媳妇很不习惯,不住地向我唠叨,脸色很不好看。母亲看着也犯难了。趁我们不在家,她特意出去逛了一圈,打听打听豆豉的价格。然后买了一把秤,背着豆豉去菜市场,打算把它卖了。

菜市场卖豆豉的摊贩很多,他们的产品在外形、色泽方面都比母亲做的要好。尽管母亲做的豆豉味道很好,可是呆了一天,一斤也没卖出去。母亲很是犯愁。

豆豉卖不出去,放在家里又是负担。晚上母亲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第二天,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别人卖十块钱一斤,她卖六块钱一斤,而且称好后还多舀一两勺子,心想反正是自己做的又不是买来卖的,不吃亏。就这样,母亲的豆豉被一抢而空,不一会就卖完了。

眼见豆豉这样抢手,母亲又去菜市场买来黄豆自己加工豆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自己做还可以卖点钱。就这样,母亲一天天忙着,买黄豆,做豆豉,卖豆豉。

差不多过去了半个月。忽然有一天,在大桥头开餐馆的王姐找到母亲。她对母亲说:“蔡孃,每次在你这里买的豆豉一斤都比别处买的两斤还多,你是不是称错了哟?”母亲说:“没有错啊,都是那么多。”然后,王姐又在母亲那里买了十斤。

提回家,王姐越发觉得不对劲,感觉十斤比平常重了许多。她拿出自己的秤称了一下。一看:足足二十一斤。因为平时自己做生意多年讲究的都是诚信,王姐连忙赶到母亲卖豆豉的地方。她对母亲说:“蔡孃,我刚才买的十斤豆豉,你多给我称了十一斤。”并要补钱给母亲。见王姐平白无故地给自己补钱,母亲很意外,坚持不收,还拿着秤给王姐看,秤星放在10处的。王姐仔细一看秤,拍着手大声地对母亲说:“孃啊,你这个是10公斤,不是10斤。你这个是公斤秤。”王姐恍然大悟,原来母亲说一直没称错,是把公斤当作斤了。

听王姐那么一说,母亲站在那里懵了,心里直嘀咕:“自己平时在农村家里称秤都是以斤计算的啊,怎么到城里就是按公斤计算了呢?而且一公斤是两斤,相差那么大。”看着母亲不知所措的样子,王姐连忙把因为称错十一斤的豆豉钱塞在母亲手里,然后对她说:“孃,这少算的钱你一定要收下。我们都是做生意的,讲求的就是诚信,不贪图便宜,不欺侮弱小。”王姐还说,自己出生在濯水古镇,从小就看到老街上立着的那块“天理良心”道德碑,耳濡目染,学会诚信待人、广结善缘。不止是做生意,镇上良好的民风也伴随着这尊石碑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坚挺延续,可不能因为她而把古人留下来的“天理良心”这把标注沧桑岁月、丈量人道德行为的尺子玷污了。

听着王姐说的话,没读过书的母亲似懂非懂。她不知道什么是标尺,什么是道德绑架,她只知道是自己弄错了,责任不在王姐,秤是自己的,称也是自己称的,不能收这个钱。王姐见母亲不肯收补的钱,便说:“孃,那好吧,这个钱你不收也行,那以后我的餐馆长期用你的豆豉。不过秤你可要按公斤称了哦!”母亲开心地笑着说:“好的,好的。”

回到家后,母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轻轻地问我:现在的秤都是公斤秤吗?并把王姐今天给她补钱的事给我说了说。看着母亲满是沧桑和皱纹的脸,还有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我的泪水顿时布满了眼眶。“这半个月母亲起早贪黑卖的豆豉都是公斤按斤卖的啊,这是多么的亏。”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慈祥地说:“都怪我没文化,不过吃亏是福!”反倒安慰起我来。

我含着泪水,指着秤星一颗一颗教母亲认,并不时地提醒她,一定要记住公斤秤上标注的1就是2斤,一颗小星星就是2两。母亲像个懂事的孩子,不住地点头,“记住了,记住了!”

很是心疼母亲。第二天,我悄悄地来到母亲卖豆豉的地方,看她是否再次搞错。这时候,我忽然听见旁边几个中年妇女在叽咕:那个老太婆,莽得很,秤都不会认,两斤当一斤卖,而且价钱还比别人低了一半,买豆豉我们都去她那里买。我的心里一沉。

回到家后,我对母亲说:“妈,我不是教你认公斤秤了吗,怎么还是那样卖呢?”母亲看着我,笑了笑说:“都是些老顾客,平时大家都买习惯了,忽然变了别个肯定接受不了。再说了,我又不是生意贩子,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大不了当我帮忙嘛。我成本又没有亏。”她还狡黠地朝我眨了眨眼: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不懂!

看着母亲愉悦的表情,我也没多说什么。不过,从那后,我发现母亲的手机经常响,都是找她买豆豉的。很多顾客都是舍近求远,多方打听要买蔡孃的豆豉。母亲每次不用背到菜市场就卖光了。

上次,儿子过生,一大家子围在一起吃饭。母亲拿出一本存折,对我们说,这上边有一万块钱,是我给狗孙的。“妈,你哪来这么多钱?”看着我们惊愕的样子,母亲笑着说:“这些都是我卖豆豉攒的啊。”“你秤都称错了,公斤按斤卖,哪里能有赚头?”母亲嘿嘿一笑:“你们说得不对,我靠什么赚钱,靠的就是这把认错的公斤秤。”“我一公斤当一斤卖,来买的人就多,我卖得就越多。尽管每次赚得少点,但是我卖得多啊,薄利多销。再说了,都是我自己做的,又不请人。日积月累,自然就多了。”

听着母亲的话,大家惊讶不已。老母亲不显山不露水地把钱赚了。哪里像没有文化的人啊,精明得很哩。

众人为秤,公斤与斤一斤之差,心如明镜。

做生意,讲究“秤”,做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