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扬

堂屋

堂屋就是城里人的客厅。城里高楼林立，能被主人延纳入防盗门的，确是称得上“客”的。堂屋没有防盗门守卫，堂屋外的晒坝也是开放的。坐在堂屋里，门口路过的行人与堂屋里的人隔了一道门槛，可以打招呼。

堂屋不在乎自己名字的俗雅，堂屋引以为豪的是自己是一家人的脸面。

那把“西湖”牌落地扇，是堂屋里最耀眼的存在。它大约三十老几了。三十岁的人风华正茂，三十岁的电风扇已老态龙钟。年轻的它曾威武地站在堂屋，居高临下俯视我;后来，我站起来，它又弯腰驼背佝偻在我面。它“哐哧哐哧”的声音如走在山路上的抬丧人，颤颤巍巍。

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鸡鸭进笼了，锅碗洗了，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淌水了，沐浴后的母亲在电风扇面前的圈椅上闭着眼睛吹风。这一天，她的双手伺候过坚硬的粮食，伺候过沸腾的猪食，伺候过浸满汗水的衣服。此时，她的手松弛下来，女皇一样放在圈椅的扶手上。此时，风是仆人。只有此时，母亲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晚上的米和麦子为母亲补充体能，风带走一天的劳累。风，定格了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我曾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口哨声有金属的质感，如钢丝的振颤。那夜梦中，母亲是老榆树，我变成老榆树上飞来飞去的金甲虫，挥着闪亮的翅膀……

歇房

粮仓和柜子抢走了我的半间歇房，我的床只能挨墙摆放，仅剩可以勉强转身的空间。

小男生也可以把自己的歇房弄得像闺房。小学时，我捉了几条鱼，放进空的玻璃罐头瓶里，搁在床头的凳子上。红色的小鲤鱼在水草里游动，歇房有了生命的气息。后来我上了初中，大孩子们开始流行往自家墙壁上贴报纸，以掩盖墙壁上歪歪斜斜的缝隙。我攒下一些小钱。我给土墙美肤的手段有点惊世骇俗——不用报纸——我用纯白的纸——它们待在供销社的货架上，一张一毛钱。米汤调灰面，忙活一个上午，我的歇房几乎有了火明四爸家砖瓦房的影子——四周，是洁白的墙壁;脚下，是父亲用水泥抹平的地面;头顶，是父亲用竹竿搭起来的“天花板”——看不到一根稻草和一星泥土。

别人歇房的墙壁多贴自己的奖状——“三好学生”“成绩优秀”之类的。我在小学时，山不显水不露，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每次的作文都被老师念给大家听。我不指望老师单独给我颁一个优秀作文的奖状，因为我做贼心虚——我被老师念的第一篇作文是从优秀作文书上抄的。别人写“给邻居五保户送虾”，我只是把“虾”改成了“螃蟹”。那时，学生上学就靠一双眼睛、两只耳朵。我手里的作文书是秘密武器。

那个黑色的柜子里有我翻找不完的秘密。

村民兵连的步枪就锁在柜子里。有一次，父亲抱它们出来擦拭，我还抱了抱那把枪管上有洞的“雷锋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叫它“雷锋枪”——它与堂屋墙壁上图画里雷锋紧握的枪多么相似啊——我数过，连枪管上的孔都一样多。黑柜子上有一个小匣子，那是李二木匠给我们打圈椅和八仙桌后，用边角余料做的。匣子里有钱，有粮票，有父亲当生产队会计的账本。

读初中的一天，我在柜子里发现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亲爱的菊仙”。“菊仙”是母亲的名字。这一发现让我羞红了脸——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这样叫母亲。我眼前浮现出母亲捧信展读时羞涩的脸。还有一次，我读到父亲在上海码头被石头砸伤了脚趾，我伫在柜子前，茫然无措只能抹眼泪。我明白了，两年才回家过一次年的父亲带回来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假象。这封信让我知道了打工生活的苦。我还找到过父亲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工工整整誊抄着父亲写给我的信。我读师专三年，父亲每学期给我写一封信。在信塞入信封之前，父亲都把它们誊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父亲是为了给以后留个念想。我很愧疚，父亲寄给我的信，我看完后已经扔了，从来没有过要留存的心思。重读父亲的信，读到他的打油诗“秋去冬来天气冷，勤加衣服是根本。身体健康精神旺，学习成绩天天上”，我的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