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的两间小屋

◆宋扬

堂屋

堂屋就是城里人的客厅。城里高楼林立,能被主人延纳入防盗门的,确是称得上“客”的。堂屋没有防盗门守卫,堂屋外的晒坝也是开放的。坐在堂屋里,门口路过的行人与堂屋里的人隔了一道门槛,可以打招呼。

堂屋不在乎自己名字的俗雅,堂屋引以为豪的是自己是一家人的脸面。

那把“西湖”牌落地扇,是堂屋里最耀眼的存在。它大约三十老几了。三十岁的人风华正茂,三十岁的电风扇已老态龙钟。年轻的它曾威武地站在堂屋,居高临下俯视我;后来,我站起来,它又弯腰驼背佝偻在我面。它“哐哧哐哧”的声音如走在山路上的抬丧人,颤颤巍巍。

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鸡鸭进笼了,锅碗洗了,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淌水了,沐浴后的母亲在电风扇面前的圈椅上闭着眼睛吹风。这一天,她的双手伺候过坚硬的粮食,伺候过沸腾的猪食,伺候过浸满汗水的衣服。此时,她的手松弛下来,女皇一样放在圈椅的扶手上。此时,风是仆人。只有此时,母亲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晚上的米和麦子为母亲补充体能,风带走一天的劳累。风,定格了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我曾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口哨声有金属的质感,如钢丝的振颤。那夜梦中,母亲是老榆树,我变成老榆树上飞来飞去的金甲虫,挥着闪亮的翅膀……

歇房

粮仓和柜子抢走了我的半间歇房,我的床只能挨墙摆放,仅剩可以勉强转身的空间。

小男生也可以把自己的歇房弄得像闺房。小学时,我捉了几条鱼,放进空的玻璃罐头瓶里,搁在床头的凳子上。红色的小鲤鱼在水草里游动,歇房有了生命的气息。后来我上了初中,大孩子们开始流行往自家墙壁上贴报纸,以掩盖墙壁上歪歪斜斜的缝隙。我攒下一些小钱。我给土墙美肤的手段有点惊世骇俗——不用报纸——我用纯白的纸——它们待在供销社的货架上,一张一毛钱。米汤调灰面,忙活一个上午,我的歇房几乎有了火明四爸家砖瓦房的影子——四周,是洁白的墙壁;脚下,是父亲用水泥抹平的地面;头顶,是父亲用竹竿搭起来的“天花板”——看不到一根稻草和一星泥土。

别人歇房的墙壁多贴自己的奖状——“三好学生”“成绩优秀”之类的。我在小学时,山不显水不露,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每次的作文都被老师念给大家听。我不指望老师单独给我颁一个优秀作文的奖状,因为我做贼心虚——我被老师念的第一篇作文是从优秀作文书上抄的。别人写“给邻居五保户送虾”,我只是把“虾”改成了“螃蟹”。那时,学生上学就靠一双眼睛、两只耳朵。我手里的作文书是秘密武器。

那个黑色的柜子里有我翻找不完的秘密。

村民兵连的步枪就锁在柜子里。有一次,父亲抱它们出来擦拭,我还抱了抱那把枪管上有洞的“雷锋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叫它“雷锋枪”——它与堂屋墙壁上图画里雷锋紧握的枪多么相似啊——我数过,连枪管上的孔都一样多。黑柜子上有一个小匣子,那是李二木匠给我们打圈椅和八仙桌后,用边角余料做的。匣子里有钱,有粮票,有父亲当生产队会计的账本。

读初中的一天,我在柜子里发现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亲爱的菊仙”。“菊仙”是母亲的名字。这一发现让我羞红了脸——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这样叫母亲。我眼前浮现出母亲捧信展读时羞涩的脸。还有一次,我读到父亲在上海码头被石头砸伤了脚趾,我伫在柜子前,茫然无措只能抹眼泪。我明白了,两年才回家过一次年的父亲带回来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假象。这封信让我知道了打工生活的苦。我还找到过父亲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工工整整誊抄着父亲写给我的信。我读师专三年,父亲每学期给我写一封信。在信塞入信封之前,父亲都把它们誊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父亲是为了给以后留个念想。我很愧疚,父亲寄给我的信,我看完后已经扔了,从来没有过要留存的心思。重读父亲的信,读到他的打油诗“秋去冬来天气冷,勤加衣服是根本。身体健康精神旺,学习成绩天天上”,我的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


编辑:黔江编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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